色空而花事无忧

　　你在看戏，入了迷
　　身边那群蛙鸣，一本正经
　　多么像那些热火朝天的生活
　　它们占据了你，又想寄生于你
　　而你在看戏，早已入了迷

托洛茨基之死，是一个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故事。几十年间，这是一个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又一批苏联党的领导人因党内斗争倒在血泊中。为尊者讳，紧紧地捂着盖子，人们长期不得而知。在托洛茨基感到危机时，还想着陈独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知道斯大林和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知道陈独秀对斯大林看重和支持蒋介石不满，矛盾已经表面化了。托洛茨基出逃，终于还是被害，而陈独秀入狱，在错综复杂的中国环境中，却难得的活了下来......

01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02 黑眼睛
 
......
 
09 班黛喀蒂（Banteay Kdei）的警察
10 西哈努克要求退位

2003年秋，和老伴在京同游景山。这50年后，那个吊死崇祯皇帝的歪把子树已隐到浓密的丛林中了。在路边树了一个小石碑，讲述历史的故事。当时一经而过，陈年旧事没再去想它，而是有感于景山已建设成现代化的美好园林了。今年（2004年）的春节，赠送一本书给朋友，题签时，最后写“……于甲申年春节”。这时心中不免一惊：“又到甲申年了！”六十年前的那个甲申年，郭沫若在**写《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给我们讲述闯王进京，崇祯吊死煤山（今景山），明朝覆亡，而李自成迅即自毁败亡的故事。这真是如黄炎培先生所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了.这时党中央虽还在陕北一隅，但党的队伍生气勃勃，寄托着民族的希望。对郭老的殷切之意，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是充分理解了的。印发各解放区，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这篇文章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历史关键时刻的“文史”佳话......

夜晚的吴哥是什么样子，游客只能动用他的想象了。古代工匠在砂石表面精心凿刻出的上千尊天女浮雕，那些椎髻高耸、衣袂飘然的天女，在月光下是否还保持着千年不变的舞姿？“Apsara”是“天女”的梵文名称。这名游客曾在日出时分近距离地观察过吴哥窟浅浮雕上的apsara，当时，阳光一寸寸地爬升，抚过她的裙裾、腰带、裸露的胸部、脖颈上一圈圈的项链，最后，她的身体完整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下.......

明代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曾说：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便是，人没毛病，不能与他交往，因为他是个死人；人没有癖好，不能与他交往，因为他是个冷血动物......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上大学。是的，我要高声歌唱的80年代......

福柯的思想向来被认为是难以接近的，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他关于颠狂、死亡、艾滋病和施虐－受虐文化的话题的超前性，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本就根植于人类生存常态中的文化现象一直以来被有意识地遮盖和回避，导致我们在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不得不带着异样的目光......

对于个人来说只有一次的生命，常常成为社会大局转危为安的局部牺牲。这是一种残酷，即便牺牲可以得到荣耀的回报，对于死者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残酷，如果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而被完全扼杀，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这个盘踞于地球或聚或散或伸或缩或闹或静并且已经向太空伸出了触须的生物体，就只有无可避免地崩溃和腐烂。正是因为这一点，面对当年的一声枪响，我决不会参加茶余饭后那种哄笑。我平庸岁月里的耳膜在寂静中长久地寻找余音，寻找着自己陌生的怦然心动。

只有当你接受和承认痛苦的现实之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并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望人们会为之哭泣，然后从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气，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    林璎

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讲话来的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做“读人”。不过这决不是说观察人和研究人。我说的是我自己。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也不那么自信。我说的“读人”只是听人说话......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看看王小波笔下的泥水洛阳吧：唐朝的洛阳，泥水没膝，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在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而伟大的发明家李卫公，就驾着二丈高的双拐凌空而过，他身体前倾，构成飞鸟的造形，这个造形成了最时尚姿势，一时间Fans无数。不仅如此，李卫公从天上走过的时候，还不穿内裤，全城俗物尽在胯下，招来女人的呸声，在阵阵呸声里，他遇上了红拂，开始了一段惊世浪漫的爱情故事......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１９３０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１９７０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１９６０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从赫胥黎写《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写《一九八四》，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所担忧的“反乌托邦”是否会出现呢？按照美国的媒体文化的研究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他的新作《娱乐至死》中的意见，“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和我们无关，而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实现”。他认为有两种方法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一种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在有了这么多的丑陋的撒娇的知识分子以后，在理性至上的支柱在知识的殿堂里倒塌之后，在福柯指出了知识的权力特质以后，已经没有人再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以知识分子为荣了。福柯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从他们的言谈中，我总算对那是个什么东西有点印象了。这并不困难——他是相当人格化的。他对差不多任何事情都怀有负罪感：无论是说话，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做，或者什么都做……简言之，知识分子是判决、课刑、谴责、放逐的原料。我并不觉得知识分子谈得太多，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是我确实发现谈论知识分子的倒是越来越多，我对此深感不安。”福柯虽然这样说了，可我们又明白，在他们那儿不大再有知识分子这回事的时候，在我们这儿，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历史责任还远远地没有完成。这可真是一件两难的事情。也许德里达也感到了类似的两难，所以他才争辩说“我正尝试把解构定义为一种肯定性的思考”。我们必须要割断秋千上那根用来撒娇的绳索，可我们又必须用这架子支起自己的历史重负。在没有了那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奖赏之后，也就一切全部只能依靠自己了。当“上帝救自救者”这句话再次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明白，上帝早已经缺席，我们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回声。歧途漫漫，没有谁来为我们指路。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沉着和冷静了。我们沉着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退路。我们冷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理想的火把远远地留在了身后。因为那火把太多次地烫伤过我们的眼睛。一切只有好自为之。一切也只能好自为之。别再糊涂，也别再撒娇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