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空而花事无忧

然而，人格的高尚与否在我们评价一个有无资格和能力主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时究竟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自己（只要不影响别人）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事关他人，那么对这种牺牲的评价就复杂得多。一个最基本然而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伦理学常识是：牺牲仍然只是一个事实，它本身并不因其壮烈而自动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格瓦拉固然毫无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私自利之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为己任而且曾经说过对人民的爱是革命家最起码的品质，然而他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呢？当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齿轮”时，他意识到这种用词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贬抑，已经远超出他所痛斥的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异化了吗？

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从人文精神的讨论，到去年的“二王”和“二张”之争，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作为高擎理想主义的坚定旗手，张承志和张炜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的所有视线，而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运。而历史的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最劲的，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二十年前，红色高棉建立的民主柬埔寨政权被十万越南大军和自己倒戈的军队推翻。此后，有关这个政权血腥历史的材料逐步公诸於世，主要见之於柬埔寨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越南政府和由它扶植起来的柬埔寨新政府整理公布的材料。但是有关红色高棉的历史记载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主要因为红色高棉制订和推行政策时的隐秘性，执政时国家的对外封闭状态，以及其寿命过於短暂，并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档案。然而，这种材料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研究的困难正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反映了柬埔寨革命的特点：它如同一场飓风，肆虐过后除了留下一片废墟以外，没有任何清楚的踪迹可寻......

这一卷中有反右以后沈公公给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小时前，王逊1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2，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读到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蜿蜒南流，在与澜沧江、怒江并行达170公里之后，在云南省丽江的石鼓镇转向东流，形成了壮丽而奇特的长江第一湾，再往下50公里，金沙江水切穿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形成壁立千仞的虎跳峡--其从水面到山顶的高差达3000多米，谷底却仅宽30到60米，成为世界上最深最险的峡谷之一，并引来各国的探险者和旅游爱好者。而今天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再一次引起世界的关注，但这次却是因为她可能的离去。
　　“新华网云南频道”先后于2004年7月27日和8月3日报道，云南《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已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查，而《滇中调水工程任务书》也于近日在北京通过了审查，虎跳峡水利枢纽被推荐为近期开发工程。之后，反对的声浪逐渐高涨，而近日北京的多家NGO（即非政府组织）--包括绿家园、自然之友、保护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森林与人类杂志》、天下溪、社区行动、世界自然基金、阿拉善生态保护基金更是联手发起了“保护虎跳峡”的行动......

除了北京，中国还有至少50个城市面临严重的地质下沉问题，特别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从1990年代初起，累计下沉都超过两米，沉降范围则超过4万8千平方公里，经济损失巨大。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张洪涛介绍，严重的地下水超采形成地下漏斗，过多、过密的高层建筑能够引发地层破坏，这些都是造成城市下沉的主要原因。

上天赐给我们中华民族的江山曾是如此美丽。是连绵不绝的战争、人口的过度增殖与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使我们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经意之间，失去了曾经无比 美好的栖息之地。到了二十世纪，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人口高峰期，人口与资源的 关系空前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干出一连串"要高山让路，让河水低头"的蠢事。我们完全忘记了，人与自然本应该和谐共处，而征服大自然的 结果，就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

我们也看到那许多年轻的、满怀希望的中国人，渴望经历一切的代表们，他们给这一片混乱赋予了人的面孔。他们拼命似地，如饥似渴地冲入这让我们头晕目眩的全新的世界。他们带着快乐，也带着残忍，把我们在西方称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东西远远地扔掉，让我们目瞪口呆。在工作中，购物中和庆祝中，他们创造了适合于这个新的世界最高级首都的各种尺度。他们在经济大发展的阴影中，在地下，在艰难的条件下，每天奋斗出新的文化空间，而一个仍然无所不在的官僚机构在一边严密地注视着他们，担心这强大的动力哪一天会用于政治自由的愿望。然而，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现在无疑还是逛街购买名牌古奇和普拉达更有意思......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普遍认为缅甸没有四季，我们只有三季，暑季、雨季和冬季，春天大多不为人所知。尽管，在比较寒冷的边境，有一段像春天那样宜人的、我们称之为早夏的气候。除了部分地区之外，那里有枫叶般鲜艳的落叶树，照亮了寒季的头几个星期，我们也没有如日本人那样能轻易感觉到的秋天。 对一个粗心的观察者说来，缅甸人都似乎特别地对季节的更替不敏感。我们没有庆祝春天到来的保春花，我们不知道秋天的美丽的震颤，我们也没有把季节的主题具体地体现在我们的艺术表达或时装里......

神秀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慧能二首......这三首偈语，五十年前读的时候，觉得神秀说的是老生常谈，慧能说的倒是玄妙深刻，他终于得传祖师衣钵，当之无愧。可是，现在我重读这三首偈语，却有新的“悟入”，也不知是我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祖师弘忍是一个佛教企业家。他眼光敏锐，尽管心知神秀是一个务实的徒弟，但如果把神秀作为继承人，佛门便会像孔门一样，不死不活，恹恹无生气。他在两位高徒之间，计算利润效益，决定把衣钵传给慧能。果然大畅玄风，一本万利。不要小看佛教徒的这两个宗派，它们对儒学亦不无影响。神秀以渐悟立宗，在北方提倡勤修苦学的学风，使北方的儒学也养成几个朴实精进的学派。慧能在南方以顿悟开山，使南方的儒学也染上了一种夸诞虚妄的习气......

中国过去有一个和尚说，你要是得道的话，方法围着你转，你要是不得道的话，你围着方法转。当说话只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时候，语言就会是自然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想通过说话达到什么预设的目的，那么这时，就必须选择尽可能有效地服务于这个用心的语言，语言本身的自然性就不存在了……小说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它只是要显示说话的人感觉到的这个世界和生命的本质过程，在这个时候，它就是具有自然性的，它跟语言那个自然的本质是合一的。可是如果变成是要说服别人，要把对方辩倒，说明自己正确，要让对方去做什么，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那么这种情况下，语言呢，它就仅仅是被当作一个工具。区别就在这儿……

对这些鸟儿，对那些看着我的很小的花儿、草，说话。我知道我心里有一种爱，我没法儿表达出来，我只能写。我在河边的时候，有一只鸟儿，在空中睡觉，它向我落下来，它惊醒的时候，我就写了一首诗，叫“生命幻想曲”。我想，我闭着眼，在蓝天中飘荡，阳光像瀑布一样，把我的皮肤给洗黑了……但也就在这时候我知道了，我就是那只飞过的鸟儿，我也是河水，也是河岸，就像我的这只手和这只手一样。万物中间有一种轻柔的语言……

爱或者美，是我在世界上，感觉到的最真实的东西了。虽然我不能保存它，甚至也不能追随它，但是它确实是使我感到的，在我一生中间唯一的珍珠了。在它到来的时候，可以说一切世间的，不是世间的，所有其它的事情都不存在了。但是要用爱的世界来对换这个自然的世界，对我来讲，不愿做这个移动……

《大知度论》云，佛世难值，如优昙波罗树华，时时一有，其人不见。 所谓佛世，黄金的盟誓年代吗?　 又云，人身难得，直信难有，大心难发，经法难闻，如来难逢。难难，都是难。但咱们《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张爱玲好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是啊，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

平常你是靠你的感官在活着，靠你的常识在活着，吸收很多东西其实你并不知道。但是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会写到说，哎呀，这块我怎么知道，会把它开发出来，开发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回馈。写到你自己都觉得你不可能知道的，平常我过日子怎么可能把它处理出来，我想这就是个命名吧...
侯孝贤他自己编剧出身的，我跟侯孝贤合作频率最接近，我觉得我的贡献是在长期的讨论中，他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当他的空谷回音。当空谷回音没那么容易，因为你频率要一样你才能回得了。尤其是你在这种讨论的时候，你常自问自答，深入到一种思考状态当中，频率要一样，否则就构成一种干扰......
写完《荒人手记》，我跟天心说，是对胡爷的悲愿已了，自由了。”是不是对胡兰成的逃离更难一些？朱天文：（大笑）对，我想是，而且不是逃离，就是个还愿啦...其实，你最后看文章就看一个人的见识，看他人的一生。你想想在物理学、生物学，科学家本身有一门所长，甚至他还会画画做一个艺术家，那这个人怎么得了。文学家写的散文真是作文了，真是超级难看，他什么也不晓得，就这样风花雪月，那不是很难看吗？他根本没什么东西，就是文字上的演练。这就是那时候胡兰成启蒙我们的，眼界一下子打得很大，什么都可以看，什么拿出来都是文章，这范围比我们同代小说家文化养成和背景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