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空而花事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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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大讲堂看到雷颐教授讲《晚清变革的动力和空间》，谈到了变革动力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传递问题从而引发革命的问题。

 当社会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体制以内，实行的方式通常是改良和改革。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其倡导者是少数来自于体制上层的具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如李鸿章和张之洞。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保持中国儒家传统的至尊地位，在军事和经济上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改良，其纲领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思想和制度的现代化，其不彻底性使得其军事/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在传统道德和政治体制框架内最终难以实现。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引发了后来的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的倡导者是来自于体制边缘的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托古改制”和“除旧布新”，主张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面改革。虽然得到了处于体制上层的光绪皇帝的支持，与明治维新相比，由于缺乏对权力的掌控、必要的理论准备和社会影响力，因此百日维新很快就夭折了。

 虽然后来清朝也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但基本都是被动的行为，是落后于形势的无奈之举，无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皇族内阁的推出则彻底表明了体制内已无法产生适合时宜的变革行为。

 在百日维新之后，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基本上转移到体制之外，其倡导者为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社会变革的手段也从体制内的改良和改革转变为直接对体制进行挑战的革命。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中央集权的不断丧失，小小的武昌起义引发了一场大革命，旧体制崩溃了，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制度的摸索阶段。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原有体制的上层如能够识大势而顺潮流而动的话往往能够争取主动，其后体制变革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顺利完成权力和利益体系的重构。如果体制变革缺乏内在动力而仅仅靠外在动力（体制外的威胁）推动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